佛教對「政治人權」的看法

曾經有人將政治形容為「高明的騙術」，在權謀詐術的操弄下，多少國家沉淪滅亡？多少賢能志士犧牲？孔子當年因「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此周遊列國；楚國的屈原，因為被奸臣陷害而含冤投江。許多文人「學而優則仕」，原本懷抱「濟蒼生」、「安社稷」，以身報國的雄心抱負，卻因受到壓迫排擠，壯志難酬，一個個退隱田園，如西晉的陶淵明，唐朝的李白、杜甫、陳子昂，宋朝的蘇東坡、陸游、辛棄疾……他們的文學作品裡，也留下了諸多政治黑暗、官場險惡的見證。

其實，政治的黑暗、醜惡，是現象，並非本質！

本質上，政治是人類的一種社會活動，它包含政府治理國家的權力，也包含人民管理政府的權力。「國家興亡，人人有責」，所以，政治應是全民為國家興隆、百姓福祉，而齊心協力的責任與行為。而且，越是清明的民主國家，就越重視人民的權利和權力，人權也更能伸展和受重視。

古代希臘的柏拉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代表作《理想國》，被公認是西方第一部政治理論經典。柏拉圖認為「城邦」（國家）是放大了的個人，有什麼樣的個人，就構成什麼樣的「城邦」（國家），所以書中將政治、倫理、哲學、教育視為彼此相互依存，有著缺一不可的關連性、重要性。

過去，講求仁義、倫理道德的儒家思想，在中國政治史上一直居於主導的地位。宋太祖趙匡胤的宰相趙普即宣稱：「我以半部《論語》輔佐太祖打天下，以半部《論語》輔佐太祖治天下。」他認為《論語》裡有豐富的治國思想與方法，每次一遇到治國難題，就回府閉門攻讀此書，從裡面尋找解決問題的良策。

不過，人性之貪瞋癡，要根本去除，並非易事；在這方面，佛教則具有淨化心靈的教化作用，也有過不少具體的貢獻。佛陀在世時，常對國王大臣說法，指引「治國之道」歷代許多高僧秉持弘法濟世的悲願，關心國事，福利百姓。佛教不僅對政治有精闢的主張，尤其能輔助政治的不足，鼓舞人心向上、向善，具有積極、平等與包容、互攝、圓融的特質。從歷史的記載裡，可以看到佛教對於歷朝政治的許多建設成果。而藉由政治的護持，佛教也得以弘傳發展。政治與宗教，如同人身五官四肢的互用，具有相輔相成的功能。

星雲大師本著度眾的慈悲願力，關心政治，關懷社會，他將人間佛教弘揚至全球五大洲，衷心祈願的即是藉著佛法的力量，能讓世界每一個國家、每一個種族、每一個人，都能獲得平安幸福。二○○五年十月，大師再次應西來大學之邀，前往美國為遠距教學的學生授課。從學生的提問中，大師闡述政治運作所產生的各種利弊，說明佛教與政治的關係、佛教對政治的貢獻；談到對「人權」、「自由民主」的看法，對於敏感的兩岸問題，大師也提出懇切中肯的箴言。以下是當天的座談紀實。
　

時　間：二○○五年十月八日晚間七時三十分至九時

地　點：美國西來大學遠距教學教室

主持人：星雲大師

英文翻譯：妙光法師

對　象：西來大學學生及加拿大滿地可、溫哥華、美國紐約、聖路易、奧斯汀、休士頓、

　　　　舊金山、佛立門、聖地牙哥、台灣人間大學等十個地區之數百名學生透過網際網

　　　　路同步上課。

一、	有人說「政治」是最現實的，政治裡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聽起來好像政治是沒有原則，只講利害，是很反覆、無情的。請問大師，「政治」的定義是什麼？在一個宗教人士看來，政治的運作會有一些什麼利弊、得失呢？
答：	說到政治的定義，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說：「人是政治的動物。」中國的孫中山先生則說：「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具體而言，凡行政上所施行的一切治國之事，概稱為「政治」。政治是社會組織重要的一環，世間上所有一切都與政治脫離不了關係，也沒有一個人能離開政治而生存。因為人是群居的動物，不能離群索居；既然無法離開群眾，自是不能遠離政治而生活。然而過去一般人每一提到政治，總是將之與權術、謀略、黨派、鬥爭畫上等號，因此強調和合無諍的佛教徒，往往避談政治，甚至在社會人士高唱「宗教的歸宗教，政治的歸政治」口號之下，更以遠離政治為無求。事實上，參與政治是國民的權利，除非是觸犯國家刑法，被褫奪公權，否則即使出家眾都須善盡納稅、服兵役的義務，也有選舉、罷免等權利。也就是說，政府有治理國家的權力，人民也有管理政府的權力；尤其人生存在世間上，需要很多的自由，譬如人有居住的自由、信仰的自由、言論的自由、參政的自由等，如美國獨立戰爭時派區克‧亨利（Patrick Henry）所說：「不自由，毋寧死。」在各種不自由當中，以政治的不自由對人迫害最大。台灣之所以為人所稱道，就是因為台灣人民有政治上的完全享有權，以及從政的自由權。台灣下至鄰、里、鄉長，中至縣市議員、縣市長，上至立、監委、國大代表甚至總統，大家依法都有選舉或被選舉權，這是民主國家的特徵，也是民主政治的可貴。政治最大的功能，乃在於能解決、保障人民、家庭、社會、國家的生存與安全。但是政治也有王道與霸道、仁政與暴政之不同，所以一個國家國祚的昌隆衰弱，人民的安危苦樂，和掌權者的施政態度有絕對的關係。國家領導者若實行仁政、王道，愛民重民，就能政通人和，贏得全民的擁戴；反之，倒行逆施，暴戾自私者，最後必定為人民所唾棄，終而走上滅亡之路。此即「得民者昌，失民者亡」，這個道理證之於古今中外歷史，歷歷如繪。例如《史記》記載，周厲王暴虐，常大肆殘殺無辜，雖然「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之後，仍被百姓群起放逐。再如秦始皇父子因肆虐百姓，大失民心，很快就失去天下。反之，楚漢之爭時，劉邦因得秦民支持，於是轉弱為強，轉敗為勝，這就是孟子所說的「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的明君，他在位期間，國家繁榮興盛，內外昇平，從《貞觀政要》中可看出其「君道重在安民」等政治觀，他曾對臣子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他並舉出隋煬帝由於荒淫殘暴，徵斂無度，導致「民不堪命，率土分崩」來與侍臣互相警惕。所謂：「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歷史的殷鑑不遠，可是放眼現代，獨裁、極權政府對人民控制壓迫之例，也是不勝枚舉。最典型的代表是納粹的蓋世太保、法西斯的黑衫軍、蘇聯的格別烏（KGB），以及許多國家的特務，都是用殘酷的手段、嚴密的監控來統治人民。此外，政治上的弊端，再如苛捐雜稅、嚴刑峻罰、貪污腐化、強徵勒索等。也有所謂白色恐怖、屈打成招，或司法迫害、法律不公，致使人民冤屈無法伸張而怨聲載道。乃至執政者朝令夕改，翻雲覆雨，無信無義；或與黑道掛勾，道德淪喪；或藉著政商合流，謀取私利，而罔顧人民權益，危及公共安全；或壟斷媒體，致使輿論不彰……。甚至如恐怖分子的襲擊，屢屢挑起人類的仇恨，引發死傷慘烈的事件和戰爭。其他如日本企圖掩滅其殘暴的侵略史實而篡改教科書，乃至歷年首相一再參拜靖國神社，不肯認錯之舉都是負面的政治態度。這些政治人物雖然一時顯赫，為所欲為，但是禁不起時間的考驗，當其下台或逝世後，往往「人亡政息」，個人所建立的政治體制也隨之瓦解。政治是一時的，道德、人格才是永久的。因此，孔子在《論語》裡提到最理想的政治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他說：「政者，正也。」在上位者有道德，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如此，「政治道德」所展現的便是一種「政治力量」了！好的政府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他們會為百姓謀取福利，如減輕稅捐、加強建設、發展經濟，讓人民生活富足；提昇教育、文化水準，尊重宗教，融和種族，建立和諧、安定的社會；培植山林，整治水利，重視環保，營造清淨、健康的生活環境等等。除了前面所言的唐太宗，三國時，以遠見卓識輔佐劉備安邦治國的諸葛亮；宋朝時，為富國強兵而推行新法的王安石，以及「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等，都是忠心為國家社稷，以大公無私，寬宏氣度來實現政治抱負的典範。在佛教裡，極樂世界是人所嚮往的佛國淨土，在極樂世界裡，「諸善上人聚會一處」，是一個政治永遠清明的世界，不同於娑婆世界是個有好人、有壞人、有光明、有黑暗的五濁惡世，尤其只要一沾上政治，人性醜陋的一面便越發突顯。明朝唐甄曾激烈發表「帝王皆賊論」，他認為：「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此乃人有私心，有權力欲之故，因此不論東西方，國家與國家、種族與種族、黨派與黨派之間，因政治權力引發的爭戰，可謂連年迭起，少有止息。尤其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只有九年沒有打仗，所以談到政治人權，我們要呼籲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大家修身正己，以誠心、正義、尊重、包容，慢慢影響世界政治人物，用輿論和各種方法，讓從事政治的人知道和平的重要，從而提昇政治道德，善盡政治責任。
二、	政治確實和每個人都有密切的關係。現在想請問大師，一般人常說「政治的歸政治，宗教的歸宗教」，宗教與政治真能完全劃清界線嗎？佛教在歷史的長河中流傳，是否與「政治」有過什麼樣的接觸嗎？佛教與政治的關係又是如何呢？請大師開示。
答：	自有人類以來，就有宗教信仰，因為宗教如光明，人不能缺少光明；宗教如水，人不能離開水而生活，因此人只要有生死問題，就不能沒有宗教信仰。宗教與政治都是人類的社會活動，二者自然難以劃清關係，只是過去一般人總秉持「宗教的歸宗教，政治的歸政治」，認為彼此應該各自獨立、互不相干。實際上，「政教分離」這是舉世都能認同的思想，但是政治與宗教彼此又能相輔相成，互補互需，這也是不爭的事實，例如佛教能影響帝王的施政理念，輔助帝王修身、治國、平天下；相對的，佛教的弘揚，也要靠帝王的護持，才能普遍推廣。因此自古以來佛教非但未與政治分離，而且一直保持良好的關係。例如佛陀成道後，遊化諸國，經常出入王宮說法，開示仁王的治國之道，許多印度大國的君王如頻婆娑羅王、阿闍世王、波斯匿王、優填王等，都受到佛陀的感化，皈依佛教，進而成為佛教的護法，他們將佛法的真理應用於治國安邦，福利百姓。佛陀涅槃之後，印度的阿育王，原本凶惡殘暴，皈依佛教之後，成為仁慈愛民的君王。他覺悟到以武力來統治國家，只能服人之口，唯有以佛法真理來度化世間，才能服人之心。因此，在他治理國政期間，每五年會派一批大臣，到全國各地去考察佛法傳播的情況，並且在街衢要道設立許多石柱，上面篆刻佛教的經文，他認為佛法愈弘揚，國家就愈興盛。後來的迦膩色迦王、戒日王、彌蘭陀王等，也都遵循佛陀教法，以法治國，建立清明的政治，在印度史上寫下輝煌的一頁。到了中國，歷代的僧侶與帝王也常有密切的合作往來，當中有輔弼朝廷被尊為國師者，有出仕朝中為宰相者，如宋文帝禮請慧琳為宰相，日理萬機，時人稱為「黑衣宰相」；唐太宗向明瞻法師請教安邦定國之道，明瞻陳述以慈救為宗；明朝的道衍禪師，永樂皇帝愛其英才，敕令還俗輔佐朝綱，對明初的清明政風貢獻很大。佛教對國家社會的影響與貢獻，除了和諧政治，再如幫助生產、開發交通、保護生態、利濟行旅、文化建設、安住軍民、興辦教育、醫療救濟、財務運轉、科技文學等。乃至佛教可幫助政治化導邊遠、消除怨恨、感化頑強，發揮慈悲教化的功效。尤其佛教的五戒，對安邦治國的貢獻，正如《傳戒正範》云：「若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遍於宇內，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能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百刑息於國。其為國王者，則不治而坐致太平矣！」佛教與政治的關係是彼此相輔相成的，政治在使一個國家人民走向繁榮、安定的大道；宗教則是政治前面的引導者。佛教與政治的關係進一步說，由於政治本身為了因應人事的變化，有時思想難免受限於「權」的制衡，而導致狹隘的自我主義，所以一個政治領導者，如果不能把施政的理念建立在道德上，不以佛教的慈悲心、緣起觀為施政的準則，政治就會流於權術的運作，從政者便會被權欲所支配，而謀權奪利、互相鬥爭。甚至整個社會若不借助佛教的因果業報來教化人民，也難以安定人心，因為法律只能防止惡行，惡的根本則必須靠佛法的修行才能去除，所以有時政治力量達不到的地方，佛教可以彌補不足。然而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其與政治之間有時候是政治希望借助佛教的輔助，所以帝王莫不尊崇有德高僧為國師，例如姚興尊鳩摩羅什為國師；有的朝代是帝王採高姿態，希望佛教臣服在政治之下，遂與佛教產生敵對狀態，故而有東晉慧遠大師提出「沙門不敬王者論」的主張，認為「袈裟非朝廷之服，缽盂豈廟堂之器」。有的時候宗教與政治相輔相成和諧共存，但有時候也有民間宗教如白蓮教，乃至太平天國的洪秀全竊用基督教之名，利用邪教摧倒政治的，也是時有所聞。有的時候政治逼迫宗教隱遁到山林裡，如明太祖朱元璋對佛教的政策，不但禁止俗人進入寺院，同時也禁止僧侶與世俗生活接觸；有的則是擺明了藉助佛教的幫忙，如唐朝神會大師幫助政府賣度牒，現在政府每遇有重大災害，也總要佛教出面救災。總之，佛教與政治有如唇齒相依，關係密切。佛教教義與僧侶行儀可以影響帝王的政治理念，建立祥和社會；帝王的權勢則能幫助佛教普遍弘傳，淨化世道人心。所謂「上行下傚，風行草偃」，一個宗教的發展，如果有上位者加以弘傳，則普遍而快；如果由下而上，要想普及於全國，若無一兩百年，則不易竟其功，這就是佛陀臨涅槃前將護法之責付與王公大臣的原因，有了帝王的護持，佛教才得以弘化天下，暢行無礙，此可證之於近代日本的聖德太子訂定十七條憲法，明文規定日本世世代代為篤信三寶的佛教國家，所以日本的佛教直到現在依然非常興盛。甚至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國，之所以能枝繁葉茂，並且產生「佛教中國化，中國佛教化」的現象，除了高僧的弘傳、譯經的展開、大藏經的刊行、宗派的創立、教義信仰的普及，乃至僧團制度的不斷革新等諸多原因之外，歷代多位帝王對佛法的鼎力護持，也是一大助緣。其他如泰國國王即位之前，必須接受短期的出家生活訓練，等到出家人的威儀具足，佛教的慈悲精神具備，才能掌理政治；西藏一直實行「政教合一」，其他中南半島的國家，如錫蘭、緬甸、尼泊爾也都是「佛教領導政治，政治尊重佛教」；韓國亦曾以佛教為國教，並雕刻大藏經以救國。凡此都說明佛教與政治之關係密切，政治需要佛教的輔助教化，才能建立和諧安定的社會；佛教也需要政治的護持弘傳，才能源遠流長。
三、	剛才大師談到，兩千多年前釋迦牟尼佛住世時，就經常周旋在國王大臣之間，為他們開示為政之道。能否請大師進一步說明，當初佛陀對政治有一些什麼樣的理念與教化？
答：	談到佛陀的政治理念與教化，令人感慨的是，翻開人類的歷史，從古至今，世界各國的政治少有清明的時候，大都處在變亂動盪之中，原因是各階級、各國家、各民族都是以自己的利益為出發點，對內自相殘殺，爭取領導；對外侵佔掠奪，謀取擴張，在在處處顯露人性自私貪婪的弱點！佛教是個崇尚和平的宗教，佛教沒有階級和種族的歧視與鬥爭，佛陀當初打破四姓階級制度，明白揭示民族的平等觀，即是認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應一律平等視之。因此一如佛教的傳說，如果悉達多太子當初不出家修道而接掌王位，便是一位英明仁慈的轉輪聖王。所謂轉輪聖王的政治，就是一種自由民主的政治，也就是行五戒十善的德化政治。佛陀出身王族，對國家政治有透徹的瞭解，在《般泥洹經》裡，他說：「天下多道，王道為大，佛道如是，最為其上。」佛陀的政治理想和宗教理想，是彼此圓融互利的，他認為唯有依循正法，政治才能達到理想的境地。換句話說，一個理想的政府，必須在國家、法律的秩序上，加上宗教、道德的規範，才能發揮仁王政治的理想。佛陀對仁王政治的教化，普見於佛教的諸多經典中，例如：在《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裡，佛陀開示：民心不安，是國家之危，所以領導者應常掛念百姓，如心繫自己的幼子一般。在《如來示教勝軍王經》中，佛陀告訴身為國王者：對於國內所有眾生、僮僕、大臣，都應以「四攝法」來看顧攝受。在《長阿含經》裡，佛陀說：「君臣和順，上下相敬……若能爾者……其國久安。」在《佛說孛經抄》裡，佛陀指出：「為君當明，探古達今，動靜知時，剛柔得理，惠下利民，布施平均。」在《法句譬喻經》中，佛陀提出為王之道當行五事：一、統理萬民，須公正公平，不能有冤屈之事；二、儲備人才，要用心並給予教育；三、勤政愛民，廣修福德；四、不聽信讒言，而能察納正直的諫言；五、節身自愛，不貪圖享樂。在《金光明最勝王經》裡，佛陀則說：「於親及非親，平等觀一切，若為正法王，國內無偏黨，法王有名稱，普聞三界中。」佛陀綜觀當時社會的狀況，認為一國的興衰與君主的道德有關：「君主賢能德政，則國運必昌，人民幸福；君主失德，則國運必墮，人民痛苦。」因此，佛陀為帝王訂下應守的德目，如：清廉寬容，能接受群臣的諫言；肯布施，能與人民共甘苦；租稅必依法徵收；勤政愛民，謹持威嚴；審判必依法律，無私曲於其間；與群臣和睦，不與彼等競爭等。除了國家最高領導者應具備慈悲、能力、公正、守法等條件以外，在《增一阿含‧細禁品》裡，佛陀也舉出執行政令的官員必須具有：不貪污、不暴怒、不諉過、不怪僻、不慳吝、不犯法、不磨人、不重稅、不嗜酒、不好色、不自私等內涵品德，才能行法不悖，利益眾生。此外，《中阿含‧雨勢經》中也記載了佛陀對政治的看法。有一次，阿闍世王要發兵攻打跋祇國，特地派遣雨勢大臣向佛陀請教戰略。佛陀知道雨勢大臣的來意，故意對站在身後的阿難開示跋祇國所以富強的治國七法：(一)數相集會，講議正事。(二)君臣和順，上下相敬。(三)奉法曉忌，不違禮度。(四)孝事父母，順敬師長。(五)恭於宗廟，致敬鬼神。(六)閨門真正，言不及邪。(七)宗事沙門，敬持戒者。佛陀主張以議會制度，推行民主法治來決定全民的利益，一如今日立法院、監察院等也經常召開會議，只是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佛陀已有灼灼先見之明了，所以英國政治名著《印度的遺產》一書中提到：「現代民主國家的會議制度，便是從佛教的思想中繼承來的。」其實，一個良好的政府不必然是全能的，但是必須導民以正。從以上諸多佛教經典中，可知佛陀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是轉輪聖王的仁王之治，他認為一個國家不可擴張武力去侵略他國，但是為了維護本國人民自由、平等、安全、幸福，必要的施政是可行的。佛陀對於政府治國之道的精闢看法與理念，當今政治人物如果都能謹記在心，並且依之而行，應用於治國濟民，那真是國家之幸，人民之福了。
四、	既然佛教徒關心政治已有佛陀身先表率，那麼歷代以來的高僧大德對政治的看法又是如何呢？他們是否也曾立下什麼樣的典範？請大師為我們說明。
答：	前面提到，佛教的弘揚要靠帝王的護持，才能普遍推廣；相對的，佛教則能影響帝王施政理念，輔助帝王修身、治國、平天下，所以佛教與政治的關係一直是密不可分。在中國，不但歷朝設有僧正、僧統、僧錄司等僧官制度，更有禮請僧人為國師而輔佐施政者，譬如禪宗的南陽慧忠禪師，唐肅宗、代宗都曾封立他為國師。華嚴宗三祖法藏賢首，唐高宗曾隨他求受五戒，武則天請他至宮中宣講華嚴要義，法藏為了讓武則天明瞭「體相用一如」的道理，就近取譬宮門一對金獅，成就《華嚴金獅子章》的偉大著作，使華嚴宗在唐朝大放異彩。而四祖清涼澄觀更是受到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等皇帝的崇敬，被尊為七帝國師。唐朝的悟達國師深受唐文宗敬仰，宣宗即位後，更頒賜紫袈裟，並且敕封為三教首座，他曾襄助宣宗復興佛教，功績炳然。隋唐時的玄琬法師受朝廷禮請為太子太傅，以「行慈、減殺、順名、奉道」四事，教導東宮太子未來掌政愛民之方。其他如寶誌禪師為梁武帝的國師、玉琳國師為清順治皇帝的師父、天台智者大師受到隋唐兩代帝王的尊敬等。以上這些大師都是抱持方外之士的超然胸懷，以佛法智慧，為國家的安樂、人民的幸福貢獻寶貴鍼言。此外，歷代對國家政治深具影響力的僧侶，諸如西晉末的佛圖澄，他度化殘暴殺人的石虎、石勒，解救生靈無數，二石尊之為師，時常請教社稷大事。佛圖澄的弟子道安大師，是姚秦苻堅以十萬大軍征討襄陽時希望求得之人。當時有位博學廣聞的習鑿齒，以文名著稱，其辯才早已名滿天下。在道安抵達襄陽之前，習鑿齒已久聞道安之名，特意修書通好並前往拜訪，他自我介紹：「四海習鑿齒。」意思是四海之內多聞我名，道安應聲回答：「彌天釋道安。」即普天之下，相信佛法、有道就能平安。兩人機鋒相對，可謂禪意盎然。道安大師後來勸諫苻堅休戰，讓眾生免於塗炭。再如唐朝玄奘大師，他在主持譯經大業的同時，並經常隨駕高宗左右，接受諮詢國事。玄奘大師圓寂的時候，唐高宗罷朝三日，悲慟地對大臣說：「朕失去了一件國寶！」玄奘大師受到朝野仰崇之深可見一斑。皇帝是政治上的國王，影響於一時；出家人是真理上的法王，影響於萬世。隋文帝曾經讚歎靈藏律師：「朕是世俗凡人的天子，律師你是求道學法者的天子；律師你能以佛法度人為善，而朕只能以法令禁人為惡。」南宋高宗曾禮請法道禪師入朝共謀國事，貢獻計策，穩定軍機；曾經一度為禪僧的劉秉忠，元帝入主中原後，特別徵召他出仕為相，劉秉忠為了保全漢人的生命財產，免受無辜的殺戮，乃挺身而出，立朝儀，訂制度，推行漢化，延續了漢民族的生存；元代至溫禪師，由於贊助王化有功，世祖敕封他為佛國普安大禪師。歷代的高僧大德雖然不像帝王將相直接掌政，但是愛國之心和一般人是相同的，他們以佛教的高超教理來淨化人心，改善風氣，為社會提供心理建設、精神武裝，給予社會大眾苦難時的安慰，失望時的鼓勵。只是長久以來許多人對於僧侶關懷政治總是抱持不正確的觀念，認為出家人不可以問政，不能關心政治，其實政治既是眾人之事，佛教徒關懷社會，豈能不關心政治？因此即使佛陀也曾說過自己是「眾中之數」，乃至觀世音菩薩以三十二應化身遊諸國土，度脫眾生，其中即有國王、宰官、大將軍身，以其政治身分，為眾生創造富足安樂、無有怖畏的人間淨土。所以佛教徒參與政治，本著愛國愛家及關懷一切眾生的悲心，懷抱淑世濟人的聖賢之心，從事政治的事業，又有何不可呢？是故針對常有人問：佛教徒可以從事政治嗎？答案是「可以」！因為從佛陀為國王們講說轉輪聖王的理想政治，以及歷代國師們以佛法的智慧輔佐帝王治理國家，在在都證明佛教徒可以參政，但不必直接干治的中道思想。佛教徒如果能本著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菩薩精神，從事政治的事業，更能擴大心胸，為眾謀利，這是不容置疑的。
五、	大師，您提倡人間佛教，一向都很積極地走入人群，主動關懷社會與時事，但大師對政治又一貫保持超然和超越的態度，是否這就是所謂「問政而不干治」呢？請大師開示。
答：	人在社會上誰也脫離不了政治，佛教徒雖不介入政治，但關心社會，關心政治，「問政不干治」是佛教徒對政治的態度。也就是說，佛教基本上是超越政治的，但對社會大眾的關懷，仍不失其熱心，只是不直接接觸行政工作，這也是佛門一向主張的「問政不干治」。我對政治與宗教的看法，一向主張「政治權力方面，宗教徒不沾邊；宗教靈修領域，政治也不要干涉」。例如我開創佛光山，或在全世界建設一、兩百座道場，十方善施協助之外，從來沒跟政府申請過一毛錢來補助設施。我認同太虛大師的「問政不干治」。「政治」兩個字，「政」是眾人的事，「治」是執行、管理之意。問政就是可以擔任議員，關心國事，給予建議，但是不要當警察局長或鄉鎮長等，直接參與政治。目前台灣社會混亂，是非、法律不張，我也不贊成出家人參選民意代表，但可推薦正信的佛教徒參選，因為總要有人來關心國事，改革政局。像現任西來大學的教務長古魯格，他是斯里蘭卡人，過去曾是代表斯里蘭卡國家政府駐聯合國的大使。剛才上課前我問他：「目前斯里蘭卡佛教與政治的關係如何？」他說：「斯里蘭卡有兩百多個國會議員，其中有九個是出家人，都是很優秀的議員。」我開玩笑說：「你們南傳佛教比我們北傳佛教進步，我們在台灣的立法院還沒有九個議員呢。」宗教不能離開國家，不能離開政治，出家人可以不做官，不管理政治，但是不能不關心社會、不關心民眾，因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不管什麼身分，每個人民對國家都不能置身事外。出家人雖然出家了，但是並不意味出國，並沒有遠離自己的國家邦梓。愛國不分你我自他、方內方外，為政不必高官厚祿，權力在握，我想愛國沒有錯誤，沒有國家民族觀念才是罪過。國家需要廣大的佛教徒投入問政行列，以佛教的高超教理來淨化人心，改善風氣，維持社會秩序。何況佛門廣大，如陽光普照、天雨潤澤，不會揀擇是大樹或小草。販夫走卒、貧苦困頓者，我們都會心生悲憫，希望他們能得到佛法的滋潤，重拾生命的力量和喜悅，何況政治人物？佛教不會捨棄任何一個人。而且，如前面所言，在上位者如果有宗教信仰，明因果、知取捨，對國家、對百姓更有正面且巨大的影響！這幾十年來，和我接觸的政治人物不少。一九九六年五月，美國前副總統高爾訪問西來寺，晤談中，這位和善的政治家表現出對宗教和移民的高度支持與關切，他讚許佛教的合掌，認為此動作代表了合作、團結、互助與包容。一九九八年五月，我到馬來西亞弘法時，與他們的首相馬哈迪會晤，他認同佛教的慈悲心、平等觀，並提出人類也應有相互關懷友愛的情操。二○○一年八月，當時任高雄市長的謝長廷先生，因看到《仁王護國經》裡「若國欲亂，鬼神先亂；鬼神亂故，即萬人亂。當有賊起，百姓喪亡」的句子，深感淨化心靈的重要，於是率同一級主管到佛光山進行「淨心論政之旅」。那時，我提供「以眾為我，就能解決問題；以退為進，世界將更寬廣；以無為有的胸懷，擁有更多；以空為樂，更能自由自在」的觀念，作為他問政管理的參考。另外，台灣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曾說，從我身上學到「老二哲學」，他要效法出家人，以眾生為念。陳水扁總統曾三度訪問佛光山，他說我勉勵他「有佛法就有辦法」、「國內政局要安定」，有助於「九二一」災後重建及兩岸問題的處理；也表示全民應推行和實踐我提倡的「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三好運動。還有，二○○一年，我應邀至總統府演講，也提出：「對經濟的復甦，企業要大小共存；對社會的治安，全民要同心協力；對族群的融和，大眾要互相尊重；對國家的未來，眼光要瞭望全球」四點意見，作為大家未來努力的方向。〈龍舒增廣淨土文〉言：「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我們生存世間所承受的四種恩德，其中之一便是「國家恩」。每個人都需要國家政府來保障生命財產的安全，所以平時有力量者幫助生產，有技能者提昇科技建設，有智慧者建言國是，有財力者廣結善緣……，每個人都應該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忠職守，以報答國家覆護之恩。佛教與政治之間有如唇齒相依，彼此脫離不了關係。證諸歷史，佛教愈弘揚的時代，國運就愈昌隆；同樣的，國家富強，政治清明，佛教才能興盛。因此，身為國民，大家都應該關心國家大事；身為宗教家，更應為全人類福祉盡心盡力，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且應該積極關心，直下承擔，這才是人間佛教菩薩道的實踐。
六、	請問大師，佛教與政治的關係既是如此密切，兩者之間是否有一些什麼樣的異同或是主從的關係嗎？
答：	說到佛教與政治的異同，早期我在各地講演，後來結集出書的《講演集》，裡面有一篇〈佛教的政治觀〉，談到二者的不同，我曾列舉數點，大意是： ‧政治是管理眾人，維護社會秩序的團體。　佛教是教化眾生，淨化社會人心的力量。 ‧政治希望人人能夠安和樂利的生活。　佛教要求人人能夠慈悲喜捨的做人。 ‧政治是重視法紀，要人人守法。　佛教是慈悲懺悔，要人人自律。 ‧政治是維護治安，保衛國家。　佛教是救苦救難，擁護國家。 ‧政治重視才幹機變，以力服人。　佛教重視戒律因果，以德服人。 ‧政治對於功和過，重在事後的賞罰。　佛教對於善與惡，重在事前的認知。 ‧政治是權法，因時、因地、因人而制宜。　佛教是實法，因教、因法、因理而肯定。 ‧政治是曲線的，曲而求遠，人人平等。　佛教是直線的，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政治重視實效通行，即日成辦。　佛教重視遠益利濟，普度現未。 ‧政治的世界和平，是理想目標。　佛教的淨土共生，是行願完成。 ‧政治以財力、軍力、權力，治理國家。　佛教以德力、法力、心力，輔助國家。 ‧政治從外做起，要求人民修身守法。　佛教從內做起，要求人民修心守道。 ‧政治要求人人奉行四維八德，以家齊國治。　佛教要求人人實踐五戒六度，以自度度人。這是從佛教與政治的定義、教化、目的，以及執行方式等來作比較。表面看來，兩者有極大的差異，實則可以相輔相成，相互融通。例如佛教雖明諸法畢竟空寂，實相無相，但在教化時，會隨著眾生根機而有許多權巧方便的施設。如《雜阿含經》裡記載，有位御馬師問佛陀，身為「無上調御丈夫」的您，以幾種方法來調伏眾生？佛陀回答說如同調馬一樣，也是以柔軟、剛強、剛柔並用三種方法來教化眾生。所謂「愛的攝受」與「力的折服」，這種剛柔並用的教化方式，和政治上「寬猛相濟」、「王霸兼綜」的政策並無二致，同樣是管理眾人之事。只是不同的政治理論，不同的治國方法，當然也會產生不同的政局。大體上，「四維八德」仍為治國修身之依循準則，在這方面，佛教所制訂的「五戒」，更能作為修心養性的指引，不同於外在的規範。乃至佛教的一切教理都是「直指人心」，讓人們發覺本自具有的清淨善美的真心，進而以四攝六度等菩薩行法自度度人，共同營造美滿和諧、富足安樂的國土。不論身為哪一國的國民，一定有行使政治的權力，都是「政治人」；如果接觸佛教，成為信徒，就成為「佛教人」。兩者重疊，會產生相加相乘的強大力量！至於主從關係，我想佛教與政治應無主從之分。不過「形為心使」，佛法即「心法」，在一切有為法中，「心」具有主動、主宰的支配力，如《華嚴經》言：「心如工畫師，能畫種種物。」此心能上天入地，會行善造惡，我們若能明白自心而實踐此「心法」，在待人處世，乃至齊家治國就非難事了。
七、	有人說，一個國家如果能多幾個「政治家」，少一些「政客」，這個國家的人民就有福了。請問大師，「政治家」與「政客」之間到底有什麼不同？
答：	真是大哉問！一個國家如果政治家多一些，政客少一些，國家就能興盛、清明、穩定。反之，如果儘是政客當道，要國泰民安也難矣。同樣是以「政治」為業的人，二者有何不同？十九世紀美國一位牧師克拉克說：「政客與政治家的區別，就是政客看下一屆的選舉，政治家看下一代的福祉。」真是一針見血的詮釋。綜觀古今政壇百態，我將政治家與政客之不同，歸納為：政治家一心做事，政客一心做官；政治家想到利人，政客想到利己；政治家公而忘私，政客私而忘公；政治家以福國利民為立場，政客以個己之私為立場；政治家為正義而服務，政客為利益而服務；政治家高瞻遠矚，政客短視近利；政治家有黨派，和而不流，政客有黨派，以黨伐異；政治家上台容易、下台灑脫，政客上台不易，下台不肯；政治家有道德勇氣，政客泯滅良知；政治家肯為理想犧牲，政客只有貪欲的企圖。根據這些描述和比較，我們來檢視歷史上的政治人物。我想無疑的，華盛頓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他帶領美國獨立，並於一七八九年，全票當選美利堅合眾國第一任總統。他極為厭惡專制獨裁，除了竭力將鬆散的聯邦建立成堅實的國家，更堅持推行民主政治，為現今美國的自由民主紮下深厚的基礎。華盛頓就是那種對國家民族有強烈責任感，對政治有卓越遠見的政治家。政治家多具有高尚的品格與高貴的政治理想，即使最後功敗垂成，仍在歷史上留下讓人尊敬的英名。如春秋時，致力改革富國的管仲；為政清廉，正直無私的晏子；三國時善於審時度勢，具統領智慧的諸葛亮；東晉時沉著冷靜，穩定和諧政局的謝安；唐朝有見識才略，個性忠直，每每犯顏進諫的魏徵；善於用人，恪守職責，不自居功的房玄齡，以及前面所言的宋朝王安石、范仲淹，明朝的張居正、清朝的譚嗣同……，都是值得尊敬，名垂青史的政治家。政治家在取得政權之前，有時會因情勢使然，身不由己而不擇手段，運用權術計謀，等到取得政權，即調整腳步，回歸忠心為國，全心為民的政治目標。如唐太宗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弒兄殺弟的手段，和歷史上許多卑鄙的政客沒有兩樣，但是當了皇帝之後，他勵精圖治，察納諫言，嚴於律己，以誠招天下，唯才是用，將唐朝建設成當時世界最強的國家，也締造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貪污的「貞觀盛世」。以其成就和貢獻，應是一位「瑕不掩瑜」的政治家吧！另外，三國時的曹操，在戲劇裡是花臉，被稱為「一代奸雄」。不過，他結束長期戰亂的局面，為全國打下統一的基礎；他以非凡的軍事才能，在北方大興屯田，整頓吏治，使得政治清明，社會安定，也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軍事家。再來看看政客，他們常存心不良，為了個人私利，會絞盡腦汁玩弄權術，欺上瞞下的貪污、攬權、欺壓。如秦始皇嬴政病死後，宦官趙高想奪取朝中大權，他用陰謀讓年幼的胡亥登上皇位，即秦二世，自己則實際掌權，控制幼稚的傀儡皇帝。在《史記‧秦始皇本紀》裡記載，有一天，趙高獻一頭鹿給秦二世，說：「這是我獻給陛下的一匹馬。」秦二世說：「你跟我開玩笑吧？這是一頭鹿呀！」趙高嚴肅答道：「誰敢跟陛下開玩笑！這明明是一匹馬。陛下不信，可以問問別人。」秦二世隨即問左右的人，此時，畏懼或想討好趙高的人，都說是馬；正直的臣子，有的實說是鹿，有的默不做聲。趙高暗地記下與他唱反調的人，後來陸續藉故把這些人全部殺掉。強大的秦帝國，在他手中不到三年就土崩瓦解。由此可知，政客不喜歡英明的上司，又妒賢嫉能，會想盡辦法剷除妨害他政途的人。清朝的和珅，以其諂媚和恭謹的身段，贏得乾隆皇帝的寵愛和信任。後來，乾隆駕崩才五天，繼位的嘉慶皇帝就下昭宣布和珅的二十條罪狀，將他罷官抄家。當時，抄出的家產折合白銀有九億兩，相當於清帝國十二年的財政收入，如果再加上他揮霍掉的款項，及家人貪污的數目，合起來則為清朝二十年的財務收入總合；貪污之厲，莫此為甚！再如一心想當皇帝，葬送能使中國富強的「戊戌維新」，也讓中國陷入幾十年軍閥混戰的袁世凱，以及北宋禍國殃民的蔡京、明末反覆無常的吳三桂等，都是喪盡天良，利欲熏心的政客。政客與政治家之行徑南轅北轍，但是政客善於偽裝，往往以巧言令色掩飾其野心和邪惡目的，所以，短時間要區分誰為政客？誰是政治家？不是容易的事，我們除了「聽其言」，更要「觀其行」。曾國藩家訓言：「唯天下至誠能勝天下至偽，唯天下至拙能勝天下至巧。」在歷史長河中，政治家終會流芳千古，政客唯有遺臭萬年吧！
八、	權利與義務是相對的，一個國家的國民負有納稅、守法、效忠等義務，但相對的也應該享有國家保障的各種權利。請問大師，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人民可享有哪些權利？而當政者又應如何善用其權力來保障「民權」，使其不受侵犯呢？
答：	現在自由民主的社會，常常高喊「保障人權」、「人權至上」。所謂的「人權」觀念，是近幾世紀才形成的。最早人類民智未開，對宇宙大自然不瞭解，因而充滿敬畏和恐懼感，且認為大自然一切現象都各有主宰的神明，如山神、雨神、雷神、河神、樹神等等。當時的人類也相信有天神或天主憑其喜惡，掌控世間的一切。這種「天命論」，很自然的被運用在政治上面，如商湯起兵攻打夏桀時，即說他非敢作亂，實因「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藉著宣揚「天命」、「神授」，來表示伐夏是「奉天行道」。「神權」時代裡，這種泛神思想維繫人倫綱常，統治者也以「天命」來維護其地位和權威。後來，演進到對帝王絕對服從的專制「君權」時代。現今則發展到民主社會的「民權」時代，大家不只提倡自由，也重視民權，強調人的生命有無比尊嚴。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聯合國大會發佈〈世界人權宣言〉，在第一條「主體思想」中，即開宗明義言：「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接著在公民、政治、權利方面亦言：「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有權享受法律的平等保護，不受任何歧視……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其他，舉凡參政權、創作權、教育權、財產權、言論發表權、文化權、隱私權、遷徙居住權等，均是人民應享有並受到保障的。在十八、九世紀時，世界各國皆以「民權」來指「人權」，及至二十世紀，婦權意識提高，婦運掘起，許多人唯恐「民權」（The right of man）未包含婦女的權利，為使權利主體更明確、周延，才改為「人權」（Human Rights）。一般而言，近代人權可分為四個世代：第一代人權，從十六、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人民為反抗君主壓迫，要求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平等、生存、財產保護等權利，是為「公民及政治權利」世代。第二代人權，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爭取的範圍擴大至工作權、經濟權、社會福利權、勞動人權、組織工會、醫療保健、教育訓練，是為「經濟及社會人權」世代。第三代人權，從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是以「族群、社會自決與宗教自由」為主的世代。第四代人權，從二次世界大戰後到現在，包括社會權、環境權、抵抗權、隱私權、資訊權等，除了這些，我國憲法中規定保障的新興人權尚有：人格權、弱勢族群權、和平及發展權等。從人權的發展過程來看，人類的歷史可以說就是一部爭取人權的奮鬥史！雖然現在世界各國皆高舉「人權至上」的旗幟，有的國家也標榜「人權立國」，在憲法上羅列各種人權的保障。實際上，當與執政黨或個人權力相衝突時，人權的享有和保障，都能落實嗎？如媒體為民喉舌，應有「言論免責權」，卻有因批評或揭發政府弊端而被恐嚇，勒令關台；每逢選舉期間，有些檢察官展開「作秀式」的掃黑、掃黃或不當的監聽；政黨之間的謾罵、寫匿名信、偷拍公布「非常光碟」，以毀損對方名譽來爭取選票等等，這些漠視人權的行為，對民主國家而言，實為一大諷刺！甚至，人權的定義與行使，也常因人而異，如有地位的人，就有「特權」；有錢財的人，就有「方便權」；有勢力的人，就有「威權」……也都是人權發展史上怪異又普遍的現象。政府如何保障人民的權利？捷克前總統哈維爾，是位兼有詩人、劇作家、思想家多重身分的傳奇人物。他以和平方式推翻捷克共產主義制度，結束極權政體，全力捍衛人民的自由與尊嚴。他強調戰爭不能屠殺人民、不能將人民驅離家園、不能虐待人民、不能剝奪人民的財產……，他就是一個「將人權置於國家主權之上」的典範。在現實生活的保障方面，我認為首先應加強學校的人權及法治教育，讓小孩子從小養成尊重別人，且「知法、守法」的習慣，才不會長大後成為家庭的施暴者、社會的觸法者。身為執法人員，如警察、調查員、檢察官、法官等，更應具有保障人權、遵守法治的觀念，以避免執法者反成為人權的侵害者。還有，現在整個大環境不佳，造成產業外移，失業人口眾多，讓百姓的生存權、經濟權失去保障，以及漠視或歧視殘障、老人、婦孺、原住民、外勞等弱勢族群的權益，也都是社會亟需關注和處理的問題。除了各種人權，佛教更進一步提倡「生權」，主張「生、佛、眾生等無差別」，一切眾生不論男女老少、賢愚貧富，乃至畜生、鬼類等皆有佛性，也皆有生存的權利，不能輕易受到傷害。所以關懷眾生，救度眾生，為天下眾生服務，是佛教徒維護「生權」的表現。「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根本教義，就是佛教尊重眾生，重視生權的最佳詮釋。
九、	剛才談到的各種人權當中，第一個最需要受到保障的應該是「生存權」，因為如果生命沒有辦法維持，其他的一切都是空談，因此，故意致人於死的殺人罪，一般國家都會處以死刑。但是現在也有一些國家主張廢除死刑，請問大師，如果赦免一個因殺人而被判處死刑的人，站在佛教的立場，是否有違因果？
答：	兩百多年來，「死刑」存廢之爭一直方興未艾。由於世界人權運動的蓬勃發展，越來越多國家主張廢除死刑，認為死刑是殘忍、不人道的刑罰，與文明社會不相容。《管仲‧牧民》裡也說：「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重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可見判處極刑不是究竟，不能根本的遏止犯罪。我們常說：「上天有好生之德」，佛教以慈悲為懷，慈心不殺是佛弟子應遵行的，如《大智度論》中云：「諸餘罪中，殺罪最重，諸功德中，不殺第一。」既然如此，是不是更應網開一面，贊成廢除死刑？法律是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依據，日本早期有位楠正成將軍，在受冤被判死刑後，留下「非、理、法、權、天」五個字，說明無理不能勝過有理，有理不能勝過法律，法律不能勝過權力，因為有權力的人可以改變法律，但是「權」卻無法勝過「天」，「天」就是因果法則。而赦免死刑犯，以佛教的因果法則來看，是不合乎因果的，造惡因卻不受果報，不公平也不合乎真理。因此，站在佛教的立場，希望可以減少死刑，儘量不用死刑，但不主張廢除死刑。佛教根本大戒的五戒及菩薩十重戒，第一條都是不殺生，就是不侵犯他人的生命。大至殺人，小至殺死蟑螂、老鼠、蚊蟻等，都是殺生。不過，佛教是以人為本的宗教，所謂不殺生，主要是指不殺人。殺人是犯波羅夷（極重罪），是戒律中的根本大戒，是不通懺悔的。如果殺死蟑螂、蚊蟻等，是犯突吉羅（輕垢罪），屬於惡作，雖然一樣有罪，但跟殺人不一樣。在《佛說梵網經》裡，佛陀也告誡佛子們：「若自殺、教人殺、方便殺、讚嘆殺，見作隨喜，乃至咒殺，殺因、殺緣、殺法、殺業，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殺。」對所有眾生都應「常住慈悲心」，方便救護，如果反而「恣心快意殺生者」，就犯了「波羅夷罪」。同樣的殺人，社會的法律和佛教的懲處有何異同？故意殺人者與過失殺人者，其刑罰不一樣。例如在台灣，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規定：「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對於事後自首、悔過者，刑法第五十七條列有科刑輕重的標準，並得酌情量刑。佛教戒律因犯罪型態不同，也有種種規定。佛門非常重視心意犯罪的輕重，每一條戒相之中皆有開、遮、持、犯的分別，犯同一條戒，因動機、方法、結果等的不同，導致犯罪的輕重與懺悔的方式也不同。如殺人時要具足：「是人」，所殺者是人，而非異類旁生；「人想」，蓄意殺人，而非想殺異類旁生；「殺心」，非無意、過失，而是有心蓄意；「興方便」，親自用各種方法殺人，或勸人自殺，或教唆或與人共同謀殺；「前人斷命」，指被殺的人，斷定已死。這五個條件皆具備，才構成不可悔罪，這與刑法因重視犯意和犯罪事實，而制定的犯罪構成要件、阻卻違法要件的道理是相同的。但是佛教的心意戒，在要求個人自發性的觀照身口意的起心動念，防範不法於念頭起時，較世間法更為徹底。在殺人的後果上，則分三種：一是當時殺死，犯不可悔罪；二是當時沒死，以後因此而死，亦犯不可悔罪；三是當時沒死，以後也沒因此而死，犯中可悔罪。（《佛說優婆塞五戒相經》）世間的法律，強調罪刑法定主義，只規範人們外在的行為，無法矯治心意的犯罪，根治行為的犯罪。佛教強調心為罪源，從心源導正偏差行為，達到身口意三業的清淨。刑法上雖也規定「作為犯」、「不作為犯」，但只是狹義就犯罪行為的型態來區分，不如佛教戒律的止持、作持，能廣攝一切善惡法。佛法與世法有時是不免相左的，有些行為從世俗法上看是惡事，可是從佛法上推敲卻是善事。譬如殺生本來是犯罪的，但是為了救生而殺生，以殺生為救生，則是菩薩的慈悲方便權智。《佛說興起行經》裡記載，佛陀過去世因地修行時，有一世為賈主，帶領五百人出海採辦貨物。有另一商主在水漲時前來爭船，為了保護全船的五百人，在格鬥中殺死了那位商主。以法律而言，為自衛而殺人，亦會酌量減刑。如佛陀興起「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悲心，而殺一惡人，是不能以一般殺生的尺度來論斷他的罪過。不過，如是因感如是果，善惡業報，終究不失，佛陀仍以成佛之身遭受「木槍刺腳」的果報。因此，我們在修行菩薩道，「殺一救百」時，除了動機要純正，抱持大慈悲心之外，還要有心甘情願接受因果制裁的膽識。日本的井上日昭禪師殺了一位奸臣，替萬民除了百害。山本玄峰禪師說他「一殺多生通於禪」。意思是殺了一個人，因此而救活許多人，是通於佛法的。佛教非常重視生命，不殺生是佛教徒共守的戒律，殺生是不道德的行為，但是如果本著大慈悲，救人救世的心去殺生，並沒有違背戒律。佛教的因果報應，不是只看行為粗細，更重視「心意」；善心犯戒、無記心犯戒或不善心犯戒，當然會有不同程度的輕重果報。道宣律師言：「害心殺蟻，重於慈心殺人。由根本業重，決定受報。縱懺墮罪，業道不除。」（《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真正的佛教徒是不會心存惡念的，像佛教國家柬埔寨的前領袖波爾博，曾瘋狂殺了兩百萬個柬埔寨人，是萬劫難赦的殺人魔王，根本不是佛教徒！相反的，法官判人死刑，如果不摻雜個人的恩怨、利害，完全基於維護社會的秩序、公理、正義，不得不如此做，雖然判決死刑殺人，佛教認為並不違反道德。而執行死刑的人，是執行國家的法律，與罪犯無冤無仇，無殺心，行為屬無記性，也是沒有罪過。
十、	大師曾經說過：「自由民主誠可貴，和平與幸福安樂更重要。」請問大師，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人民必然會幸福安樂嗎？大師對「自由民主」的看法如何？
答：	民主國家裡，最可貴的便是人民享有自由自主的權利！在自由主義高漲初始，許多人禮讚自由：「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也說：「不自由，毋寧死！」但是，走過幾個世紀，自由主義從盛行而至氾濫，又引來人們搖頭嘆息：「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為之！」自由，從凌駕生命、愛情之上，到藉自由而為非作歹，而讓人詬病，其問題何在？「自由」本身是極美好的事，但是，自由不能妨害別人。這一點，各國在進入民主憲政時，皆有明確的界定，如法國的〈人權宣言〉寫道：「自由是指有權從事一切無害於人的行為。因此，人的自然權利之行使，是以保證社會上其他成員能享有同樣權利為限制。」孫中山先生在其〈民權主義〉裡也說：「侵犯他人的範圍，便不是自由……自由不是一個神聖不可侵犯之物，所以要定一個範圍來限制它。」從這些引文可以看出，自由與法治二者不可分；須有法治的約束，才是真自由，才能建立真正自由民主的國家。不過，法律終非究竟，無法完全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及行使自由的權利，唯有奉行佛法，才能徹底改善世道人心，達致和平安樂的境地。連將中國推向民主憲政的孫中山先生都推崇：「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學是哲學之母……佛法可以補法律的不足。」又說：「法律防範犯罪於已然，佛法防範犯罪於未然。」我常鼓勵佛教徒皈依三寶之後，要進一步發心受戒，因為「戒」是一切善法的根本，也是世間一切道德行為的總歸。受戒好比學生遵守校規，人民恪守法律一般，不同的是，校規、法律乃外在的約束，屬於他律；佛教的戒律，是發自內心的自我要求，屬於自律。在人生旅途上，如果不持戒，隨時會有犯過招禍的可能。在監獄服刑，失去自由的人，不都是違法、犯戒的人嗎？如：殺人、傷害、毀容、毆打等，是犯了殺生戒；貪污、侵占、竊盜、搶劫、綁票等，是犯了偷盜戒；強姦、嫖妓、拐騙、重婚、妨害家庭等，是犯了邪淫戒；譭謗、詐欺、背信、偽證、倒會等，是犯了妄語戒；販毒、吸毒、運毒、吸食煙酒等，是犯了飲酒戒，這些罪行都離不開五戒。「戒」的根本精神，就是不侵犯而尊重別人；能認識並受持五戒的人，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如果社會上每個人都能謹守五戒，也就不會有這許多讓人憂心的亂象了。另外，我們個人能力、知識有限，也難免有偏差，一意孤行，未必能圓滿解決問題。在民主政治裡，不能獨斷獨行，凡事應群策群力，集思廣益，截長補短，異中求同，融個人於團體中，方能達到共同的目標。所以，無論是政府機關、企業公司、民間團體，乃至學校、家庭，都應重視會議。前面提到佛陀開示「治國七法」，第一條就是「數相集會，講議正事」。而且，僧團也經常舉行會議，佛陀還為僧團制定會議的程序、制度；僧伽會議可以說就是今日民主會議的鼻祖。例如「羯磨」是用於授戒、說戒、懺悔、結界及各種僧事處理的會議法。有所謂的「單白羯磨」，如同「唱言」，是向大眾宣告常行、慣行、應行的事，不必徵求同意，唱說一遍即成。有如現代會議中的例行工作報告。「白二羯磨」，是宣告一遍，再說一遍，徵求大家的同意。如同一般會議，凡有提案須交由大會討論、接納，才能生效。「白四羯磨」，是一遍宣告後，再作三讀，每讀一遍，即作一次徵求同意，若一白三羯磨後，大眾默然，便表示無異議，而宣佈羯磨如法，一致通過議案。僧團的羯磨猶如現代議會的三讀，以大眾的意見和力量圓滿解決僧團裡的各種事情，成就大眾過六和敬的生活，可說發揮高度的民主精神。除此，佛陀說法時，也常採取自由、民主的形式，有時以反問的方式，為弟子、聽眾曉以大義；有時透過當機眾發問，應機解惑，也有聞法者現身證道，提供見解看法。說法會場儼如學術研討會，透過活潑互動問答的方式，增長智慧，而佛陀就是一位最善於掌握會場氣氛，善知與會者心念根器的主持人。佛陀入滅後的經典結集，也是先後召開四次會議，經過大眾共同審核後才確定下來。這些都是佛教尊重個體，重視集體創作，且遵守法治的民主態度。今日的民主國家，事事講求公開、公正、公平，因此，上承佛陀尊重民意的理念，佛光山也向來注重民主，在會議中，大家都能坦述己見，有時也不免有言辭相向，針鋒相對的情形，但大家秉持「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的態度，以及宗教涵養，一決議，即攜手同心，合力完成會議討論的提案，這就是民主風度的表現。我們也常舉行各種會議，不分種族、地域、宗派，大家本著尊重包容、歡喜融和的心，讓來自全球各個國家地區的代表，經過不斷的交流研討，建立共識。總之，自由民主的意義，是讓人民幸福安樂。即使不能完全自由民主，但人民覺得很幸福、很安樂，那也無妨。如有人說新加坡不民主，也不自由，是一種專制的民主。但是新加坡的人走出來，都會有優越感：「我們是新加坡的人！」為什麼？因為它是有法度的國家，他們的社會福利做得很好，百姓過得幸福安樂，這是最重要的。
十一、	大師出生在中國大陸，卻在台灣弘法五十多年，對於海峽兩岸長久以來因為政治因素阻隔，造成很多人的天倫夢斷，想必大師一定比一般人有更深刻的感觸。請問大師，您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有何看法與期許？
答：	談到這個問題，真讓我不勝感慨！五、六十年前，我在中國大陸時，中國共產黨曾經逮捕我，說我是國民黨的間諜，要槍斃我。那時我才二十歲，我十二歲就出家，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國民黨。到了台灣，國民黨又說我是匪諜，也逮捕我，關了我二十三天，一樣要槍斃我。還好佛祖保祐，才沒被槍斃。我是中國江蘇揚州人，但是二十出頭就來台灣，在台灣住了將近六十年，現在卻是「兩岸都不是人」！我從台灣回到中國大陸，他們認為我是境外，是台灣來的和尚；在台灣，台灣人說我是大陸來的外省出家人；現在我到美國，美國也不認為我是美國人，因為頭髮沒有黃，鼻子也沒有高。所以，我自許為「地球人」，只要地球不捨棄我，我就做個同體共生的地球人。台灣中山大學，有位著名詩人余光中，他寫了一首很感人的詩〈鄉愁〉：「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長大後，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我在這頭，新娘在那頭。後來啊，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我在外頭，母親在裡頭。而現在，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我覺得這一首短短的詩，把我們這個時代中國人的種種遭遇、心情，描述得淋漓盡致，讀來令人感傷、悲哀又無奈，這是人間的悲劇呀！現在台灣的陳水扁先生、游錫?先生都說他們的家鄉在福建、泉州等地方。中國大陸的一些領導人也說，我們海峽兩岸都是同根同源、血肉相連的同胞。既然是同根同源、同文同種的兄弟，就應該可以坐下來好好談。《三國演義》一開始即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台灣、大陸分隔了幾十年，從歷史經驗中，我們知道「家不和，被鄰欺」、「兄弟同心，其利斷金」，兄弟鬩牆，對彼此都不利。所以這些年來，海峽兩岸已從劍拔弩張的對立、謾罵、抗爭，走到談判、溝通，尋求和平統一途徑的階段了。為了兩岸的問題，許多專家、學者，乃至兩岸的領導人多次發表意見、聲明，提供種種方案、辦法。從葉劍英的「葉九條」、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江澤民的「江八點」，以及「海基會」與「海協會」於一九九二年在香港會談中，達成的「九二共識」；二○○○年，陳水扁總統就職時表示的「四不一沒有」；二○○五年，胡錦濤的「胡四點」等等，都可看出兩岸對此問題所投注的高度關切。雖然政局詭譎，政策也常因主政者遞換而搖擺多變，但是，隨著時代演進，及百姓對安定生活的需求，現在，除了少數人仍有偏狹的台獨思想，可以說兩岸人民及全世界十多億華人，都希望能和平統一；中國唯有和平統一，才能讓十三億華人在世界大舞台上揚眉吐氣！在「平等共尊，和平共榮」的統一原則下，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我認為首先兩岸在經濟上要互助，這幾年開放兩岸觀光、春節的包機直航，及大陸准許台灣農產品零關稅登陸等，都是減少貿易障礙，有利經濟發展的政策。在文化上也要多多交流，如舉辦學術研討會，文化、藝術的互相觀摩等。二○○三年，我帶領佛光山梵唄團到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演出；二○○四年，更與大陸佛教音樂團組成「中華佛教音樂展演」，在中國大陸、台灣、港澳、美國洛杉磯、舊金山、加拿大等各地巡迴演出。在法音宣流中，不僅是兩岸佛教梵唄的交流，更融和了兩岸的文化，凝聚了兩岸人民的情誼。不論是政治、文化、經濟各方面的政策或執行，最重要的是，兩岸彼此都應有開放的胸襟和宏遠的視野。人際之間、國際之間，皆貴在真心誠意的溝通往來，而非交相猜疑顧忌。像大陸不要動輒發出軍事武力恐嚇的訊息；當大陸讓水果免稅進口或贈送熊貓時，台灣政府也不要凡事皆以「統戰」二字來抹殺其善意。另外，台灣過去在經濟、建設、科技、民主的努力，而成為「四小龍」之一的繁榮進步，可作為大陸建國富國的參考；大陸地大物博，有著五千多年的歷史、文化、地理等寶藏，是台灣承接享有，而足以傲人的資產，也是增廣見聞，培育文明氣度的取經之地。從歷史、文化上來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全面掌權之後，首次發表對台灣的立場態度時，即說：「中國是包括二千三百萬台灣同胞在內的十三億中國人民的中國，大陸是包括二千三百萬台灣同胞在內的十三億中國人民的大陸，台灣也是包括二千三百萬台灣同胞在內的十三億中國人民的台灣。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全中國十三億人民共同決定。」他希望兩岸人民一起努力維護中國的和平穩定，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胡先生釋出善意，我們也殷切希望：海峽兩岸問題不是由大國來統一小國，也不是由強大的力量來逼使對方屈服，應該是兄弟一條心，攜手合作，相互幫助，相互得利，共創中國人的光輝世紀。
十二、	有人說，權力會使人迷失自我，世間上的人大都熱衷追逐權勢名位。但是「上台」終必有「下台」的時候，權勢再大，也終有失落的一天，這是必然的定律。請問大師，世間上到底有沒有一個永遠推不倒的東西呢？佛教所謂的「真理」是否就能免於這種起伏得失的循環呢？
答：	人的一生，都生活在五欲六塵的追逐裡。生理的欲望還算單純，容易解決；心理上的各種欲望，如對愛情、權勢、名位等的追求，最能突顯人性貪瞋癡三毒之害。尤其站上高位，掌握大權之後，那種呼風喚雨、號令天下的滋味，是大部分的人難以抗拒的！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曾說過一句名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縱令被腐化，古今中外，還是有許多人爭相追逐。曾看過一則對「權力」的形容：一個人坐上一張椅子，椅子突然變形，將他綁住，並逐漸生根似的牢牢抓住地面，再也鬆不開來，直到那人變成一副骷髏；他到死都不肯放開座椅的把手。一輩子被權力掌控，不得超脫的人，何其可悲！所幸民主政治裡，有「上台」的機會，也有「下台」的期限。二○○四年五月，我寫了一篇對「世代交替」的看法的文章，文中提到「世代交替」是世間發展的自然規律，如同老幹修剪，長出新枝，才有盎然的新趣。同樣的，國家的政治領袖或民間團體的負責人，如果也能「世代交替」，學習古代的「禪讓」，才不會分裂、鬥爭，並讓事業和平、興盛的永續下去。不過，一般人總是想盡各種辦法爭取名位權力，一旦有了名位，又完全不顧大眾的利益，不肯把名位、榮躍分享大眾，甚至到了該退位時，又眷戀不捨，把持不放。世間什麼是我們的？世間有沒有永遠存在的東西？所謂「真理」，必須符合「本來如此、必然如此、普遍如此、永恆如此」這四個條件。佛教的「三法印」，即是合乎這四個條件的真理，它不僅說明宇宙人生生滅變化的現象，也詮釋諸佛寂滅無為的解脫境界，是涵括世間法與出世間法的三條定律。世間一切有為法都是因緣和合而生起，因緣所生的諸法，空無自性，隨著緣聚而生，緣散而滅，它是三世遷流不住的，所以不但有情世間的眾生，有生、老、病、死的現象，器世間的山河大地有成、住、壞、空的演變，人的心念有生、住、異、滅的變化，自然界的時序更是春、夏、秋、冬，或冷、暖、寒、暑的更替不已。這種一切萬法無一是常住不變的「無常」，就是永遠推不倒的永恆定律！其實「無常」很好，它對我們的人生具有積極的激勵意義。因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所以會精進修行；生理細胞有新陳代謝的無常，因此能常保身體的無限活力；「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人事的新舊更遞也是無常的變化，如此社會有機體才能常顯生生不息的青春生機。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不但「無常」，而且「無我」。所謂「我」，是恒常不變的實體，具有自我主宰的功能，然而，世界上有沒有能單一獨立、自我存在、自我決定的永恒事物？當然沒有！「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世間的事事物物，都必須在各種因緣條件的和合之下，才能現起和存在，一旦組成的「因緣」散失，事物本身也就不復存在。清朝戲劇家孔尚任的〈桃花扇〉劇中之詞：「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就是無常、無我的最佳寫照。能夠明白宇宙人生的這些真理，就不會迷戀於權勢地位所帶來的虛榮心、優越感，終日汲汲營營，殫精竭慮，甚至不擇手段，強取豪奪，結果不但自己患得患失，形成精神上的負擔，同時也造作惡業，引起現世的不安與來世的苦果。因發現鐳而聞名全球的居禮夫人，有一天，一位朋友到她家作客，看見她的小女兒正在玩英國皇家協會頒給她的金質獎章，朋友大吃一驚，問道：「這枚英國皇家協會的獎章，可是代表極高的榮譽，妳怎麼拿給孩子玩呢？」居禮夫人笑著說：「我要讓孩子從小知道，榮譽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不能永遠守著它，否則將一事無成。」是的，榮譽、財富、權勢、名位……不都如玩具嗎？隨時可舉，隨時可放；權勢名位是為了利益大眾而擁有，權勢名位也可以為了成就別人而捨下。真正有理想，純粹想為國家、為人類造福的人，是在名利上，淡泊不計較；在責任上，認真不敷衍；在世法上，隨緣不強求；在真理上，固守不放棄。因此，他們不會被名韁利鎖、權力地位所束縛和設限，而能如行雲流水般自由自在、任運逍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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