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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七月中旬，我到莫斯科成立佛光會，正逢該國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的令人難以置信。以大學教授而言，每月薪資十一美元，一大早趕去排隊買麵包，排上三、四小個小時，只能買到配給的分量。 很感謝莫斯科佛光會會長為我安排了一位北京大學畢業，懂中國話的保爾教授當導遊。保爾教授非常盡忠職守，總是寸步不離地緊跟在我身邊。有一次，我於某處離隊，急著返回飯店赴約。在五個小時的車程裡，我們彼此交談得十分愉快。即將到達飯店時，我想到他連日來隨著我辛苦奔波，心中十分過意不去，於是說道：「回飯店以後，我沒有什麼特別的事了，你早點兒回家休息吧！」 保爾堅持：「照顧您是我的責任，只須讓我離開一小時回家，看望中風癱瘓在床的父親即可。」 念及一位孝子在物質貧乏的國度裡，還需要照顧重病的父親，實在令人心酸，我立刻掏出六百美元給他，保爾久久說不出話來，可以看得出他既激動又高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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