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第二枚真身佛指：
　　 《法華經》中記載，三千大千世界裡無量千萬億的菩薩眾，聽聞佛陀宣說法華經，即以神通力同時從地底湧出，菩薩身皆金色，三十二相好莊嚴，光明燦爛。所有弟子都被這般前所未見的壯闊場景震懾住了，只見菩薩一心合掌，齊聲向佛陀問訊請安，並且發願要在佛陀色身滅度的娑婆世界，廣說法華。而佛陀為了加強眾生信心，也以無量神力，出廣長舌，上至梵天，身上所有的毛細孔放出各種不同顏色的光芒，遍照十方世界。原本坐在寶樹獅子座上的所有佛陀分身，也跟著出廣長舌、放無量光，時間長達百千年，然後還攝舌相，「一時謦欬，俱共彈指」，所有諸佛菩薩同時頷首言笑、蓮指輕彈，這二種音聲竟能傳遍十方諸佛世界，其波動能量造成國土六大震動。
　　此不可勝數的彈指之指，即是佛陀拈花微笑的手指、藥王菩薩捨身供佛所燃之指、千手觀音四十二持物之指，而尚留存於娑婆世界的即是法門寺的這枚佛指舍利。其實，世上還有另一枚真身佛指！有關這枚佛指的記載，隱藏在許多寺院的文字和雕塑之中。或許有人會問，為何他們從未聽聞此事？實則不然，我相信你一定聽過，只是你可能沒有察覺。因為這是不可宣說之秘，唯有心心相映才能領悟得到。
　　《法華經》如來壽量品：「佛所出言未曾虛妄，佛所知者皆悉通達，然新發意菩薩，於佛滅後，若聞是語，或不信受，而起破法罪業因緣。」所以，凡是知道此事的歷代祖師大德、善男信女們，無不苦心參悟佛陀所遺留下來的線索，甚至走遍世界各地，在浩瀚佛海中不斷尋訪真身佛指的蹤跡。直到那覺醒的瞬間，他們才發現佛指早已化身在那「指月見性」、「寫就三藏十二部經論」、「發救一切眾生之心」等種種布施之手的指頭上，誠如佛陀所言：「一切眾生草木國土悉具有如來智慧德相，惟因妄想、執著而未能得見。」諸位大德，請你張開你的雙手，注視你的手指，看看他們是否有因為你而發出佛光？因為這正是你在尋找的第二枚真身佛指。（文／陳世賢）

緣起緣滅的一大事因緣
從阿育王的大結集觀照佛光山的再結集
　　■汪仁玠
　　台灣信眾在潤沐了卅七天的法雨之後，將於今日恭送佛指舍利返歸扶風法門寺。這段期間，佛指所到之處法喜充滿，萬眾虔心瞻禮的盛況，固將隨著緣滅而歸於平淡；但超越現象面之上者，尤其是佛指安座於高雄佛光山道場時，與四年前迎至的佛牙寶光相互輝映，這份善緣更予人非凡的啟示。
　　「舍利」一詞在梵語、巴利語中，雖為遺骨之意，但絕非一切有情眾生之遺骨皆可稱之，而是薰修戒定慧三學者的大智慧結晶。換言之，形而上者謂之三學，形而下者稱為舍利，二者其實是一體之兩面。
　　從這個角度來看，那麼佛陀在肉身荼毘之初，八斛四斗碎身舍利堪稱其大覺的首度結集。其後因著利祐眾生的大慈大悲，佛陀舍利除了帝釋所獲牙舍利、龍王所得髭舍利以外，餘皆散布至八王所轄之各地。
　　等到阿育王一統印度，重啟八王修建之佛骨舍利塔，是為佛陀大智慧的第二度結集。阿育王在位時期，約當西元前二六八至二三二年，為印度史上難得一見的輝煌朝代，其國威所及遠達緬甸、錫蘭、埃及、敘利亞等地。他在皈依佛教之後，曾頒布了一份文告，申言此後向國外派遣的將不再是軍隊，而是弘法高僧。藉由阿育王的推廣，佛骨舍利所分布的畛域更廣，以中國境內為例，就有十九座阿育王塔。
　　而在眾多佛陀舍利之中，又以佛指、佛束頂骨、佛牙、佛鎖骨等舍利最為珍稀。所以儘管像金陵長干塔傳說埋有佛爪、佛螺髻等舍利，但比諸佛牙、佛指舍利被供奉於同一道場，其殊勝又略遜一籌。因此，即便這項因緣無法稱為佛陀大智慧的第三度結集，但相對於阿育王的「大結集」，尊之為「小結集」也應屬允當。
　　有些人會質疑，既然佛家主張有情眾生的生時之軀、身後之骨，俱為地水風火四大所聚，那麼佛骨的聚散亦不足特別稱道。然而正因唯有薰修戒定慧三學者方得以成就舍利，那麼佛指、佛牙的再聚，自不可以一般前述觀點視之。換言之，四大之散固屬「緣盡」，但舍利之薈卻為「緣起」。
　　或許以我輩眾生之愚瞑，無法確知這份因緣的來由；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阿育王時代的佛陀舍利結集，恰好是佛教昌盛、佛法廣布的黃金時期；那麼當這份善緣再度具足的今天，眾生自然不能等閒視之。
　　星雲大師在佛指舍利安座高雄佛光山道場時，曾經開示道：「佛陀終於來了！」大師瞻「佛指」而稱「佛陀」，正是點醒了癡障、指明了方向，亦即：舍利的結集不應落在物象層次省思，而應看待為佛法的結集。換言之，並非「碎身舍利」、而是「法身舍利」（即佛陀所說之經典）的結集。
事實上，我們不難從佛滅後幾次佛教大結集的史實，印證出大師開示的真諦。總的來說，佛陀舍利的結集，其實和佛教結集有著時間上的吻合。
　　佛陀涅槃後最初的三次大結集如下：
　　第一次在佛滅後三個月內，尊大迦葉為上首，在畢波羅窟內完成；第二次在佛滅後約一百年，由爭辯戒律雙方共推九位大德，於毘舍離城進行；再過百餘年後在阿育王護持下，共推目犍連帝須為上座，完成了第三次的結集。
　　基本上，第二次結集僅屬教內部眾，對「十事」戒律的因明辯證，就影響性而言，不若第一、三次結集來得重要且深遠。而第一次結集因為距離佛滅不久，因此勘誦而得的經典與佛旨相去不遠，也較無分歧的問題。第三次結集則不但釐清因與外教紛諍而生的法障，更讓經律論三藏自此趨於咸備。
　　假設我們撇開第二次結集不談，則可以相當清晰地發現一條歷史脈絡，那就是：佛陀的戒定慧第一次結集為舍利時，也就是佛滅後不久，發生了佛教首度大結集；佛陀舍利第二次結集，亦即阿育王重啟八王所建佛骨舍利塔之時，也與佛教第二度結集在時間上相吻。
　　經由這條歷史脈絡，我們來看佛陀舍利此次在台灣的小結集，自然不難解釋為何佛指舍利來台前後，能夠對匡正人心、正信弘法，有如此不可思議的作用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古代視文字記載為褻瀆神聖，因此最早兩次結集都採會誦方式，也就是集合諸比丘於一堂，共勘佛說而誦之以廣為傳布。到了阿育王時代，才有文字上的記錄。以傳播學的觀點來看，文字使得資訊傳遞更精準且有效率；因此阿育王時代的結集方式、規模，乃可以用建造八萬四千阿育塔形容之。至於「八萬四千」與「恆河沙數」近似，是形容難以勝數的概辭。
　　換言之，阿育王重啟舍利塔之說，不但為印度統一的歷史縮影，也是佛法完備的三藏結集。溫故知新，其實可以將有關阿育王的諸行，做格局更大的解讀。如此非但無損於其轉輪聖王的事蹟，且賦予宗教傳播的新法門。
　

從阿育王到王阿玉
佛指舍利傳入中土的信史與傳說？
　　■姚智行
　　凡是談及世界佛教史，絕對不能遺漏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而有關阿育王在政治、宗教上的種種事蹟，其實是可以互為詮釋的。
　　一般人對於阿育王的了解，多半在其前世與佛陀之因緣、今生對佛教之貢獻。不過事實上，阿育王在皈依佛教之前，曾經因為父親賓頭沙羅王病逝，與同輩手足展開過一場極大的政治鬥爭，甚至還謀殺了九十九名兄弟姊妹。而他即位之後，更積極對外擴張，在遠征孟加拉灣沿岸的羯陵迦一役中，戰況更是慘烈。
　　但羯陵迦戰役之後，阿育王與佛教高僧優波毯多進行了多次長談，而三藏自此對他來說，才總算從儀範、知識的「生活」層次，提升為慈悲、平等的「生命」層次。阿育王所提供的啟示是：對於佛法的實踐，必須從心識上作根本的出發，而非僅止於六觸的表面工夫。
　　再來探討阿育王在政治、宗教上的事蹟。根據史料所載，阿育王統一印度之後，曾經重啟數百年前八王所建佛塔，取出佛陀舍利，並遣弘法高僧於世界各地普建阿育王塔。以佛教當時在印度的主流地位，加上佛陀舍利的殊勝，這個「重分配」的動作，必須憑著強勢的王權始能竟其功。換言之，重啟佛塔其實象徵著阿育王的統一諸邦；而佛陀舍利的對外擴散，則意味著阿育王的國威遠揚。
　　但儘管如此，仍無法解釋佛指舍利蒞抵中土的因緣。因為在時間上，阿育王在位期間相當於中國的秦始皇時代，而佛教傳入中土，則為晚了三個世紀後的東漢明帝年間，竺法蘭等印僧以白馬馱經赴洛陽。更何況，佛指舍利既然如此殊勝，以當時資訊之阻隔，阿育王斷然沒有割愛至寶的道理。
但基本上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無論佛陀舍利從什麼年代傳入中國，均是延續自阿育王時代確立的國策。
　　對此，中國民間流傳這樣一則故事：周朝時法門寺附近住了位名叫王阿玉的窮書生，他為了弘揚佛法，引起周天子不悅，因而慘遭朝廷殺害。這事被佛陀知悉後，便遺命阿育王將最珍貴的佛指舍利送交法門寺。
　　我們對民間故事大可抱持姑妄聽之的態度，盡信之則為迷信。依筆者推測，「王阿玉」應該是輾轉來自「阿育王」的諧音重組，不應以特定的人物視之，而是早期篳路藍縷在中國傳教的比丘的泛稱。這就好比根據胡適推斷，早期的「儒」並非專指孔子與其門生，而是周滅商之後，一種傳承上層社會博雅教育的職業。
　　對於佛教經典、史事的解釋，現代人應有現代的法門，否則豈不等於自招「迷信」之譏？
　　究竟，印度阿育王為何會獨厚中國，饋贈最殊勝的佛指舍利，甚至在《法苑珠林》之類的典籍中，還包括「（唐高宗顯慶五年）西域又獻佛束頂骨至京師」之類的記載。而考諸中國、印度可信的文獻，實在找不出足以說明其願意割愛的理由。既然在心理學上得不到解釋，我們不妨另闢蹊徑，從史學中找答案。
　　阿育王歿世後，繼位的達摩婆陀那仍然秉持父訓、延續弘揚佛法的國策。但等到其子多車王登基後，受到邪命外道蠱惑，橫征暴斂引起眾怒，最後喪命於大臣補砂蜜多羅發動的兵變中。補砂蜜多羅篤信婆羅門教，即位後開始毀佛寺、殺僧侶，是為印度佛教的空前教難。
　　阿育王在位期間，對佛教有兩項最顯著的貢獻：一是在華氏城集合眾比丘，以目犍連帝須為上首，促成了佛教第三次結集；二是重開分散於各國的佛舍利塔，再派遣弘法僧侶、大臣、王親分贈世界各國。阿育王在政治上的功績也相當卓著，他不但統一了印度，影響力更遠達緬甸、錫蘭、埃及、敘利亞等處。不過到了補砂蜜多羅的熏迦王朝，國力已經大不如前，所以排佛暴行僅止於中印度，而西北印、南印則非熏迦王朝勢力所能及。
　　所以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佛陀舍利所到之處，雖然遍建阿育王塔以為奉養，但孔雀王朝則留下最珍貴的部分（如佛指舍利）。佛陀滅度後不久，印度諸王曾經為了分得舍利，起兵圍困拘尸那城，若非一位香姓婆羅門化解紛爭，一場印度大內戰勢必無可避免。所以阿育王獲佛陀舍利後，基於本國之利、一己之喜，在心態上是可以理解的。
　　到了熏迦王朝時發生教難，許多僧侶為了捍護三寶，紛紛帶著佛陀舍利走避他處，而佛指也就因著這份機緣，被避難的印僧攜出境內，輾轉傳至中國。也由於對外弘法、分贈佛骨為阿育王所設定的國策，「阿育王分贈舍利」之說自然較為合情合理。
　

出土文物尋出中國佛教史新線索：
　　■喬木
　　佛指舍利為佛陀戒定慧的結晶，因此關於佛指蒞抵中土的考證，重要性未必下於佛教傳入我國的歷史問題。
　　根據信史所載，佛教東傳中國始於東漢明帝時代，至於「周昭王即位……江河泉池忽然泛漲……有大聖人生于西方，故現此瑞。」（周書異記）之類的說法，雖然可將年代上推至更古的周朝，但似乎流於穿鑿附會。
　　倒是晚近湖北江陵天星觀二號墓中，出土的妙音鳥、蓮花豆二項古物，提供了曇花一現的線索。佛教在印度流行之初便出現妙音鳥，且其雙手合十的示敬方式，亦為佛教的特色。而蓮花豆的造形，也與佛陀造像的蓮花座彷似。因此部分研究楚文化的學者認為，佛教傳入中土的時間，應可上推至戰國時代。如果時序上溯四個世紀，則非但佛教傳入中土的歷史將改寫，阿育王囑高僧贈佛指之說亦可成立。
　　可惜，單憑二件古文物即做出妄判是不智的。而且根據佛教東傳的三條路線，唯一比較符合的是所謂「海上絲路」，亦即由印度經海路傳至印尼、緬甸、泰國、柬埔寨，部分支派再深入中國南方。
　　但這樣的推論，又跟阿育王塔在中國分布極廣的地緣不符。湖北一地在遠古時代，是屬於楚文化分布的地域，除非我們找到足夠多證據，確信當時楚文化跟中原文化交流密切，否則以中國古代將楚地視為化外的自大心態，怎可能如此廣泛接納佛教，甚至遍建十九處阿育王塔？
　　但至少，最新出土的古文物或許透露出一個可喜的線索，亦即佛法大規模傳入中土的年代，固然可能是在東漢時代；但在此之前，還是有部分佛教僧侶、文物，已經踏上廣大的華夏土地。這項發現，不得不讓我們對十幾、甚至廿幾個世紀前，教內高僧大德發願弘法的精神與做法，發出見賢思齊的讚嘆。
　

倒塌後的法門寺，明代真身寶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