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書》裡流傳著一則傳說：漢明帝曾夜夢金人，自西方飛來。於是「感夢求法」派使者蔡愔、秦景等出使西域拜佛求經，並建白馬寺，供奉佛經《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牟尼的佛像。又延請印度高僧竺法蘭與迦葉摩騰翻譯佛經，遂開啟了佛教聖典在古典中國的流布之旅……。
眾多的傳說中，東漢桓靈之世的安世高被認定是中國譯經事業的肇始者。隨著藏經譯著的大步開展，歷代祖師的播種耕耘，佛教遂能在華人土地上茁壯興盛，枝葉繁茂，藏經譯著與佛教的發展當然密不可分……。
南北朝敦煌古寫經，距今約1500-1700年，經卷保存完整，紙張有烏絲欄及帘紋，經名之下鈐有「自…人寫經」之印，據此概可判斷書寫此經有其用意。通卷字體規整，顯明抄寫者頗為虔誠。敦煌寫經之珍貴，現代人得藉此欣賞南北朝古樸的寫經字體，不僅藝術價值高，在書法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摩訶般若波羅蜜放光經》，原名《放光般若經》，又稱《放光般若波羅蜜經》、《放光摩訶般若經》、《摩訶般若放光經》、《光般若波羅蜜經》、《放光經》，漢傳佛教般若經典籍，西晉無羅叉（無叉羅）、竺叔蘭等共譯。該經記述般若波羅蜜法及學習功德，並勸眾生修學之。自放光品以下至囑累品，計九十品，經名蓋依初品而立。據《出三藏記集》卷七之〈放光經記〉所載，本經係曹魏齊王甘露五年（260）時，由潁川朱士行從西域地區抄得梵本，由弟子法饒送回洛陽。晉惠帝元康元年才由于闐高僧無羅叉送梵本，由竺叔蘭口譯、祝太玄、周玄明筆受完成。該經文對漢傳佛教影響深遠。
本件為敦煌遺書，卷軸裝，首斷尾全，存18紙，有墨欄，共383行，行17字，卷尾後配細長白玉軸，非常特別。卷末尾題「十地論不動地第八卷之十」。蓋釋《華嚴經》中十地品，凡十八紙三百八十三行。就字體觀之，字形瘦扁，結構緊密，筆勢流動，撇捺之筆多帶隸意，具有自由書風之六朝楷書體風格，卷尾有「一校」題記。卷首補襯紙上並有近人袁克文（袁世凱之子）手書題記。
全稱《十地經論》，是《十地經》的詮釋性著作，凡十二卷，印度大乘佛教世親菩薩所著，為六朝時代地論學派所依據之重要典籍，北魏菩提流支譯。內容論說菩薩修行成佛所須經歷的十個階位，故稱為十地。十地包含一切善法，從世間善法、聲聞、緣覺、菩薩到一乘的根本佛法。上承般若之學，下開瑜伽之宗。
經摺裝，每摺六行，行17字。此本僅存一卷，卷四十七。卷端有小字題「福州東禪等覺院住持傳法沙門智賢謹募眾緣恭為/今上皇帝祝延聖壽闔郡官僚同資祿位雕造/大藏經印板計五百餘函 時紹聖四年五月日謹題」。封面有泥金題署書名卷第。
譯者（南北朝）釋瞿曇般若流支，南印度波羅奈城人。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進入洛陽。元象元年（538）至武帝元年（543）於鄴都金華寺、昌定寺進行譯經的工作。共譯出《正法念處經》、《順中論》、《唯識論》等十四部八十五卷。此經詳解十善（惡）業及其果報，更闡述「身念處」的修行精華，可視為《長阿含經》的補強經典，收入《大正藏》〈經集部〉。
館藏此經為《崇寧藏》之零本，《崇寧藏》因刊雕於福州東禪寺等覺院，又稱《崇寧萬壽大藏》，是中國第一部私刻大藏經，也是首次採用經摺裝的漢文大藏經，十分罕見。
佛陀入滅後，佛教的經典陸續集結流傳，包括經、律、論三藏釋典。佛教傳入中國後，除了仰賴高僧說教解法弘傳外，佛教經典的流傳亦是重要法門。在無垠的佛海經典裡，名家高僧所著的佛經注疏與詮釋，將佛經深奧難懂的宗教奧義，全盤托起深刻顯現，帶領信眾貫穿時空，遨馳其中。
透過閱讀注疏詮釋，便能輕易通曉佛教精深奧妙的智慧，猶如佛海津梁，引領信眾登臨智慧的彼岸，直達般若涅槃，益使佛教的傳布更加容易……。
經摺裝，織錦書衣。卷首有一幅朱印佛陀說法圖，卷末則有朱墨印刷的「無聞和尚註經圖、至元六年劉覺廣跋、《南無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牌記及韋陀像等。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略稱《金剛經》，內容闡釋一切法無我之理。是大乘佛教般若部重要經典之一，並已成為現今佛教徒最常課誦的經典。本藏此經以37塊雕版雕印而成，一卷一冊共40紙，200面，採經文大字朱印，註文小字雙行墨印，由一版先墨後朱分兩次印成。印墨色時將經文遮貼，印朱色時則將註文遮貼，主要難度在紙張必須先後對準同版不同印色的所在。它是現存年代最早、也是舉世僅存的一部雙色印本佛經，印證中國佛教徒勇於運用新技術來傳播佛法、影響社會文化的努力。明萬曆年間，大量出現套色印書，而此元刊佛經，正可印證其淵源脈絡，成為研究中國印刷史難得的一手資料，彌足珍貴。此外，本經亦是元代禪宗唯一的《金剛經》註解，具有禪宗史研究、文獻傳播史研究的價值。
佛教的正知正念、慈悲為懷的真諦、圓融的精妙思想，受到歷代帝王將相、文人墨客及庶民百姓等廣大群眾的尊崇，強大的感召力使佛教影響橫跨東西方，發展成為世界性宗教。
歷代的典籍記載，佛經抄錄、印製、受持、讀頌、供養具有莊嚴殊勝的功德，於是廣大的信眾們遂藉由捺印、刊刻、紙墨抄繕、繪畫，甚至以書法、繪畫與雕刻藝術的結合進行佛法的修行與闡揚。隨著佛教的廣大流傳，佛經典籍展現了各式文體樣貌，透過多元豐富的書寫刻印、繪畫佛教文物作品，呈現出世人對佛的敬仰崇拜，也讓佛教傳播教化更為深廣長遠。
卷軸裝，此本僅存卷三、卷六兩卷；卷三有22紙，卷六有19紙，每紙約23行，行14字。卷首各有一弘法圖，題字「趙城縣廣勝寺」。纂錄者釋彥悰，貞觀末年曾就學於玄奘大師之門。
此經又稱《沙門不敬俗錄》、《集沙門不拜俗議》、《沙門不應拜俗事》、《不拜俗儀等事》，凡六卷。為有關僧尼是否禮拜君親之討論集，集錄關於沙門應否拜俗之奏、詔、敕、啟等，總分作三篇：故事篇、聖朝議不拜篇、聖朝議拜篇。
金代解州天寧寺私刻大藏經，稱為《金藏》又稱《趙城金藏》，為金代崔法珍女士斷臂所雕造的一部藏經，開雕於金熙宗皇統九年(1149)，完成於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卷數達 6980 卷，許多珍貴的經籍都收錄其中，堪稱一部重要的藏經。唯多已散失，存世極為稀少，此本頁面完整，珍貴罕見，極具特殊歷史、文化與學術價值。
現代裝幀，精裝盒。全套四冊，從七十餘部佛教典籍中輯錄共208則故事，內容包括：唐朝王勃撰寫的《釋迦如來成道記》及師子傳法等，詳載了世尊一生的示現，故事從釋迦牟尼佛降誕、出家、修行、成道、說法、涅槃，和未出生前的因緣及涅槃後佛法的傳承，以及佛法東傳的過程。
《釋迦如來應化事跡》，古稱《釋迦如來密行化跡全譜》，雕版印刷。佛教自從東漢傳入中土，明初，佛教為了適應日益世俗化的需要，釋寶成編撰了《釋氏源流》一書，並配以插圖出版。清初佛門弟子康熙皇帝的曾孫鎮國公永珊，鑒於明刊《釋氏源流》一書「經像間有未符」遂「發心另為繪寫，以廣流通」並重新定名為《釋迦如來應化事蹟》。並在重新繪制、撰文的過程中，表現出極為嚴謹的態度，「起自丁末（1787）仲夏，告成於癸丑（1793）季冬，兩經書手，三易畫工，歷七年之久，乃圓厥事。」足見工程之浩大，歷程之艱辛。之後，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和碩豫親王裕豐復以明代刊本為底本，重新募刻，歷時十五年，於嘉慶十三年刊成。全書各故事以時間先後為序，圖文對照，其形式頗似現代的連環畫。圖畫鐫刻精美，人物舉止表情多樣，形象塑造一絲不茍，畫家的藝術表現力形象而充分地展示了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偉大而傳奇的一生。在清代人物版畫中堪稱上乘之作。
佛教起源於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印度，流播於亞洲各地，與更多的民族、文化接觸，產生一波波的化新。目前世界佛教約可分為南傳、漢傳、藏傳三大系統，除了傳承印度佛教上座部、大乘顯教、大乘密教等不同時期的歷史特色外，也因為依據經典文獻載體語言的不同，而分為巴利語系佛教、漢語系佛教和藏語系佛教。
《大藏經》則為佛教經典的總集，是將一切佛教經典有組織、有系統地匯集起來，現存《大藏經》，依文字不同可分為漢文、藏文、巴利語三大體系，其中漢文又被翻譯成西夏文、日文；藏文則又被翻譯成蒙文、滿文等；巴利文則有漢文《南傳大藏經》譯本。不同語系的佛教經典構築了嚴密的教義和修行法門，對於持續促進佛學研究與弘法利生，使佛教成為今日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宗教之一，佛教經典猶如「正法寶藏」，地位不容撼動！
從寬文九年（1669，清康熙八年）到天和元年（1681）鐵眼道光禪師所刻者，世稱《鐵眼藏》，或黃檗藏。初起業黃檗山萬福寺，請鐵眼禪師創寶藏院，在京都設印經房，招募木版工，常因財盡而饑餓，後經行募緣而大成。萬曆方冊本全部覆刻，其後加入日本鐵眼禪師語錄、寶州禪師語錄二部，全部為276帙，方冊本。此大藏經雖受到普遍的歡迎，但是學者們對它仍感到有所遺憾的地方，就是其內容錯誤脫落甚多，較高麗本差，又據悉有京都法然院的忍徵曾於寶永三年（1706）至七年，費時四年多嚴密校訂全部內容，以及越前淨勝寺順惠於文政九年（1826）起費時十一年比較黃檗本與建仁寺高麗本，並補充前者欠缺的五百卷。
此函貝葉經典包含三部作品，為南傳上座部佛教阿毘達磨根本七論中的三部：《法集論》（Dhammasaṇganī）、《界論》（Dhātukathā）、及《人施設論》（PuggalaPaññattiNissaya）。
《法集論》（Dhammasaṅgaṇi），本論被覺音（Buddhaghosa）列為巴利文七論的首部，內容是對經典中法數名相的整理，可視為阿毗達磨論書的先驅及基礎。書中所列舉的論本母屢被其他論書引用，覺音於其所著《清凈道論》中亦曾詳解該論主要內容。《界論》分十四品，內容論述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四念住、四諦、四禪和五力等佛教概念，是巴利文阿毗達磨七論的第三部。《人施設論》分十品，論述各類補特伽羅，是巴利文阿毗達磨七論的第四部。
此函《界論》為緬甸文，完抄於1909年；《法集論》亦為緬甸文，完抄1911年；《人施設論》完抄於1912年，採巴利文與緬文句句對譯的形式（即Nissaya）。全函俱為1871年緬甸第五次結集後的版本。
全書共110函，總達68,300頁。每一函經紙上下，以青金石靛藍上燙金、彩緞硬面護經版固定，右側以名片大金牌標示冊號，以仿象牙的鈕扣開闔。經盒左右則扣以古銅金緞帶及祥雲圖的銅鍍金扣經環，經盒外層金色燙靛藍牡丹表層上，以藏文及中文楷書標示經函部名，參照古《麗江大藏經》經葉原版面，兩側以中文標楷體書寫經名。經盒以硬紙仿木材質為外盒，採「四合式」特殊盒型，參考木氏土司在明朝天啟年間供養大昭寺的《大藏經》包裝樣式。每函盒內是織金絲的錦鍛，盒外以淺橘黃色經布包覆，係仿照明朝手工刺繡「雲錦」製成。
《麗江大藏經》亦稱理塘版《大藏經》、里塘藏、里塘朱印版。藏傳佛教從元末傳入雲南納西族地區，明代中葉隨著納西族木氏土司勢力的向北擴張，為鞏固統治勢力並取得民心，加強與藏傳佛教的聯繫。歷代木氏土司遂因此深受藏傳佛教影響，逐漸成為虔誠藏傳佛教信徒。之後，納西土司木增因為對藏傳佛教篤誠信仰而主持刊印大藏經《甘珠爾》。甘珠爾一般譯為佛語部，即釋迦牟尼本人的語錄譯文，共108函。然刻印流傳後，流離失散，卷帙殘缺，只有大昭寺所藏麗江版《大藏經》奇蹟躲過，至今完整無缺。此經是藏地最早的《甘珠爾》刻本，開啓藏地刊印藏文《大藏經》的先河，對藏傳佛教的傳播推廣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