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經的目的，在個人的修行，亦能迴向親友眾生得到身心安樂之祈福心願，「抄寫佛經，等於向佛學習，向覺者學習，藉著抄經，一步一步向佛的境地邁進，」李蕭錕教授表示。

古來多少經典都談到抄經的殊勝功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就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爲人解說。」

《辯中邊論》卷三中也提出書寫、供養、施他、諦聽、披讀、受持、開演、諷誦、思惟、修習等十種受持經典的方法。無著菩薩也說抄經有五種功德：可以親近如來；可以攝取福德；亦是讚法亦是修行；可以受天人等的供養；可以滅罪。因此，從六朝以後各朝代都有非常多的虔誠佛教信仰者，包括出家僧人和帝王、官吏、宮人、士大夫、平民、在家居士等，爲了弘揚傳播佛法而寫經；或者爲了祈福、報恩、布施、超薦亡人而寫經。

明代的明勳法師就是其中一例。他在未出家前爲中書舍人，一日忽患人面瘡，痛不可忍。後來由於書寫《金剛經》、《法華經》、《楞嚴經》，及《三昧水懺》，遂使疾患不藥而愈。又如宋代溫州參軍，書寫《金剛經》一卷，恭入佛殿供奉，於乘舟涉海還鄉途中，雖遇風難，而能平安抵達到岸。

日本弘仁九年（818）春，日本國中疫病流行，死者不計其數。嵯峨天皇深感痛心，後因弘法空海大師上奏(774－835），以一字三禮竭誠之心抄寫《般若心經》，在《般若心經》淨書完成之際，立刻有了靈驗，疫病即時被控制，全國歡喜之聲遍及大街小巷。之後爲了解救國家的災變、民生的疾苦，後光、後花園、後奈良、正親町、光格等五位日本天皇，亦舉行寫經。這些抄寫的經文與《般若心經》一同被奉祀於大覺寺的心經殿中。從此日本全國人民傾心於《般若心經》的抄寫奉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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